　　正因如此，扎实的野外调查被视为这项工程的“地基建设”。费梁记得，早年，他们没有任何“户外装备”，靠一张塑料布在潮湿的林地遮雨。没有相机，绘图员要一手捏着蛇头，一手画画。六十年代的饥荒中，他们用篝火煮熟铁盒里仅有的大米，就着盐巴和辣椒吃。有一次，大家饿得受不了，就逮住老鼠，掺进野菜，包了一顿饺子，“高兴得像过年”。

　　这样的野外生活，江建平一代已无从想象。当他谈论起自己的“野外生涯”时，显得轻松愉快。他自嘲胆小，最初不敢抓“黏糊糊的青蛙”，并拿这故事鼓励了好几茬学生。在他眼里，周身青翠的华西雨蛙和斑点灿烂的红瘰疣螈一样美丽，他还会模仿母凹耳臭蛙的叫声，曾引得一群公蛙激动不已，争先恐后往他肩膀上跳。

　　近20年来，这些追了半个世纪两栖动物的科学家们开始收获果实。1991年，费梁、叶昌媛编著的《中国两栖动物检索》出版，两年后，他们又出版了《中国珍稀及经济两栖动物》。这两本书很快成为当时国内同领域研究者们人手一册的“参考书”。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馆长更是写来信件，用“不可估量”来描述《中国两栖动物检索》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。

　　在这项巨大的工程里，费、叶的研究以形态为主要分类依据。90年代中期，江建平又引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法，在两栖动物的DNA中重新寻找证据，与形态特征互相印证，增补、修正和完善费、叶二人建立起的分类体系。

　　不久前，当这些不断发展完善中的研究成果参与评奖时，得到来自环保部、农业部和林业局的书面推荐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填写申报奖项等级时，这个团队只写了“二等奖”。后来曾有不少网友为他们没能获一等奖鸣不平。“一等奖空缺多年，太重磅了，我不认为我们有资格。”费梁淡淡地说。

　　要报就报三代人

　　费梁从前没想过，有一天自己会成为“建设”那项“大工程”的中坚力量。

　　1961年，25岁的他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。时值单位组织架构调整，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奠基人之一胡淑琴也刚到任，费梁放下所学的畜牧专业，成了胡的学生。

　　“物质也好，未来也好，都没想过。”费梁说，那个年代“党指向哪里，就奔向哪里。”同学叶昌媛也是他的同事，两个年轻人一边工作，一边读文献，一边到川大、川医听课，补上动物分类学、比较解剖学和生态学基础。

　　“这个领域我们落后国外一百年。”费梁回忆道，除了刘承钊和胡淑琴夫妇，国内几乎没有针对“两爬”专门的研究人员，分类方法也是“舶来品”。费、叶二人接到任务，接老先生的班，“充满历史使命感”。

　　某种意义上，这种使命感部分来自“老一代科学家的故事”。刘承钊是从康奈尔毅然回国的博士，战乱期间也11次到野外调查。在大凉山深处，他曾因感染斑疹伤寒差点儿没命。直到生命尽头，他和妻子胡淑琴也没有放弃野外调查。

　　相似的故事发生在他们学生的身上。叶昌媛说，“和费梁过了几十年，没见他睡过一次懒觉”，夏天6点前，冬天7点前，一定爬起来。因为长时间盯着解剖镜画那些绣花针大小的骨骼，费梁的视网膜曾经脱落。

　　江建平干脆声称“没有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”。在一个飘着冬雨的周六下午，他在办公室给自己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。在描述三代科学家的共性时，他和老师费梁同时用到“坚持”二字。费梁的小孙子曾抱怨爷爷“眼里只有青蛙”，而江建平的儿子也说老爸“把蛇都抓完了”。

　　与老师相比，江建平投身“两爬”研究的选择，完全是自我意志的结果。1993年，这位毕业于川农的“专业第一名”决意师从费梁门下。“进了那扇门，就是‘半个出家人’！”器重他的老师劝他，冷门、收入低还非常辛苦。三位不同的导师给他开出优厚条件，包括“最好的实验室”、“最有名的老先生”还有“最前沿的领域”。

　　说起最终决定，江建平坦然极了。他热爱基础研究，慕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和费梁名已久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女朋友是成都人，费梁的研究室也在成都，“因为爱情”。

　　“截至目前，我的选择从这两方面来看，都没什么不对嘛！”坐在被数十只标本瓶围绕的桌前，这位研究员的脸上，浮现出颇为自得的笑容。女朋友成了他的贤妻，他则成了“老先生们的又一代接班人”。

　　1995年6月，费梁收到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栖爬行动物实验室主任Alain Dubois的来信：“这两本著作不仅对中国，而且对世界各国研究两栖动物的学者来说都是十分有用的……确信它们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推动作用。”

　　2014年，由费梁牵头，江建平负责具体筹备，“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”参选国家自然科学奖。“但我们不能忘记老师。”费梁再三向江建平强调，“要报就报三代人”，在参评材料中，他郑重地写下了胡淑琴的名字。

　　此时，距离他的教师去世，已经22年。

　　师傅总有老的一天，到时就得徒弟带师傅了

　　77岁的叶昌媛记得，她刚参加工作时，研究室还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“春熙路”。“在热闹的地方搞冷门！”有人曾对她这么说过。

　　江建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项目获选国家自然科学奖，其实是几代科学家把冷板凳硬生生坐热了，“是整个动物学界的大喜事”。奖项公布那几天，打来祝贺的电话响个不停。

　　最近，他常想起初进研究室的那次面试。当他走进办公室时，费老的眼睛还没离开双目解剖镜，顺势就让他对着解剖镜画蝌蚪。那时，整个研究室没有一台电脑，更谈不上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需要的PCR和DNA测序仪。修订文章都是在格子纸上“剪刀加浆糊”，改动太多就手抄一遍。

　　在江建平看来，这样的研究条件简直是“没有条件”，但费梁和叶昌媛已经觉得“很幸福了”。他们的老师刘承钊和胡淑琴到野外采集标本，连路都没有，画动物形态也全靠个人经验技法。到他们这第二代，不仅出门有车坐，还有了照相机和绘图仪。

　　1994年，研究室购置了第一台电脑。费梁好奇地看着格子里的文字爬到屏幕上，很快就接受并开始学习。如今，老人的笔记本电脑都换了好几台，他还能用绘图软件photo shop为骨骼解剖照片画出极富立体感的效果，连研究室的“小朋友”都来取经。

　　“我没有见过胡先生，但听了很多她的故事。”江建平表示，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和成就令人敬佩，但他们受困于时代，有时过于保守。即使在野外调查中发现新物种，也不敢想象新的分类方法。

　　费梁一代则不同。他们不仅创制出一整套全新两栖动物分类体系，当80年代细胞遗传学兴起时，他们也很愿意联合年轻人，把“蛋白质多态性”等前沿技术纳入自己的研究。

　　“大部分90后思想更加活跃，见识也更加广博，非常优秀。”江建平这样评价他的学生。有时，他甚至会因为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而改变观念，因为“正是新生代带来的想法、体系和技术在推动着我们的研究”。

　　几十年前，费梁和叶昌媛的同事，不少因为“清苦”和“寂寞”而离开，如今，因为越来越受到重视，且研究材料充足，不少做鸟类、兽类研究的学者，转而加入到两栖动物的研究队伍中。

　　“我来时，费老还在担心‘青黄不接’，但从2000年之后，就在走上坡路了。”江建平做出了中国第一份有关两栖动物的分子系统学研究工作，他门下目前就有近10名在读研究生。他觉得自己没有辜负老先生们的期望，“算是个合格学生”。

　　“你总是很忙，但你没‘乱’。”费梁曾含蓄地表扬他。

　　在江建平眼里，费梁和叶昌媛的意义，如同父母一般。他为他们而骄傲，但他同样深知，师傅总有老的一天，到时就得徒弟带师傅了，“如果学生不能超越老师，那是一种失败。”

　　在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里，陈列着上万只玻璃瓶和七万多只两栖动物标本，江建平“每一个都喜欢”。事实上，他会和实验室里饲养的蛙类聊天，还让疣螈到自己手心里“用餐”。

　　在研究所背后，他和学生搭起了一个室内“两栖动物栖息地”，挖出细小的水渠，种上蕨类植物，还给娃娃鱼下榻的水坑盖上一片瓦。“美”、“神奇”、“与众不同”是他给研究对象们的评价。

　　时间拉回到1994年，江建平刚开始跟着老师出野外。走在山上，坡并不陡峭，但覆着薄薄一层沙子，有些滑。他一步也不敢迈出去，直到费梁走过来，把他所有行李都背到自己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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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两栖动物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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